内地观众对在“2017电影之夜”获得“年度专业推荐电影”的《日常对话》，十有八九都不熟悉。但实际上，这部具有“如呼吸般的渗透力”的纪录片，在台湾甚至更远的国外，都获得了关注和赞誉。它拿下了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泰迪熊奖（最佳纪录片），入围金马最佳纪录片和最佳剪辑，在台湾本土更是叫好卖座，并引起了性少数群体与家庭伦理、女性地位、家暴，甚至社会阶层问题的讨论。
导演黄惠侦在10岁那年，同母亲逃离家中，自此上学念书的日子停止，转而每天帮母亲跳“牵亡歌阵”，共同赚钱养家。妈妈在黄惠侦的生活中，几乎是“缺席”的，没有嘘寒问暖，也鲜有拥抱陪伴。但每一天，她又会和女性朋友在外玩乐，对她们展现出无限的柔情。
小学肄业的女孩受了不少苦，却在天平的另一边迎接幸运—纪录片导演杨力州去拍“牵亡歌阵”，于是她接触到了纪录片，她通过成人教学和疯狂地请教前辈，学会了拍电影。因为接触到社会运动而结识侯孝贤，因为黄惠侦没有公司无法参赛或申请辅导金，侯孝贤就慷慨地伸出了援手，并且影片最终集结了一直黄金的幕后团队。你很难想象，眼前侃侃而谈、平和积极的黄惠侦，居然经历过那么多的曲折和苦难，但你完全不会意外，幸运之神为何会眷顾她。
《日常对话》是一个讲述复杂母女关系的纪录片，隔阂多年的两人艰难地开展对话，通过面对过去的伤疤，学会自我和解。在影片的最后，黄惠侦的女儿采访阿嫲（外婆），她连续问了三次：“阿嫲，你爱我吗？”答案从“我干嘛要爱你”，到“你爱我，那我也爱你”到最后的“我爱你”。
“我们一直在讲的沟通，多么的困难啊！这个小孩跟60岁的老人沟通，你看老人还会故意逗她说，我不爱你……但沟通就是要持续地尝试。”黄惠侦说这是结尾的第一层意思，至于第二层：“这个故事对我来说可能是永远都不会结束的。”日常对话，还在继续。
感言
谢谢电影！一个人能有机会创作，是幸运到奢侈的事情，感谢电影让我用这样的方式面对生活中的伤痛，我很难想出另一种形式的创作，来让我们看到天底下有不一样的人和故事正在发生。感谢推委会，推荐了这部纪录片。
A
心结“如果不是要做片子，我不会有勇气和妈妈对话”
南方都市报：这部私人化的纪录片，创作初衷是什么？
黄慧侦：98年我20岁，纪录片导演杨力洲刚好来拍我们这拍摄“阵头”（即牵亡阵，源于巫蛊习俗的丧葬仪式）这种特殊工作的年轻人，这时我才知道，原来世界上有一种电影叫纪录片，它不是虚构的；原来拥有一台这么小小的D V摄像机，就能够拥有讲故事的权利。其实我的成长过程和别人都不一样，第一，妈妈带我们从家里逃出来后，我国小三年级就失学了；从小做阵头—这到现在都是负面标签化的，大家都说做阵头的都一定是来自问题家庭或问题青少年。而且我的家庭也是非典型的，妈妈是女同志，所以从小社会就把我标签化了。这种对标签的不理解，就会变成愤怒，对社会看待你的方法愤怒，对你自己存在本身愤怒。而愤怒，一度是我创作的初衷，我想要讲清楚我们到底是谁。
2012年我生了小孩后决定要把故事做完。我的生命里多了一组母女关系，从中又看到我和我妈妈的关系，会思考自己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母亲，一环扣一环。我会想，现在看着我女儿的所有感受，我妈妈是不是也曾经有过？那种你抱着一个孩子，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完整的人，就像拥有了一个纯粹的爱情那样的感觉。我知道再也没有办法回避那个问题了，如果不解决，很多事情都无法面对，我只是需要透过拍摄一部电影，利用创作的过程来完成它—如果不是要做片子，我不会有勇气和妈妈对话的。
生了小孩后，我意识到，这个社会对“母亲”的期待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严苛的，大家会期待女人在成为母亲后，就要无怨无悔，无私地奉献一切、把可能性都让渡给她的小孩。当我用这些标准去看我妈妈，好像我和我妈都没达到这些标准。
后来，我做了很多访谈，我还访问妈妈的兄弟姐妹，访问她的女朋友，我觉得这些事好像在拼图，把我妈这个人拼得立体一点，这样我就比较能够理解，她为什么会是今天这个样子。我们好像都不太认识家人，因为觉得理所当然，但其实不是这样的。而且我觉得，把从来都不说开的事说开，是很有帮助的。
至于我的愤怒大多已经找到地方安置。我很幸运，后来认识了一群做社会运动的人，我和他们一同工作了大概十年，他们让我知道了自己是谁。原来过去我认为很倒霉的事情，包括我为什么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，突然都不再只是我从我身上去看了，而是将这些都放回到我们所处的社会脉络中—为什么这个社会会如此看待非主流的人，少数的人和弱势的人？
南都：心结解开了吗？
黄慧侦：我觉得有。可能电影也用了一种她过去没想象过的方式，来描述了她生命的故事。我们电影刚拍的时候，她就说，我们家的故事到底有什么好讲的，都是一些不堪的事情。可影片放完后，她或许发现，原来我的生命也可以用挺有美感的方式去陈述。影院的观众也和她一起欢笑哭泣，还有很多正面的回馈。
她有一个很有趣的反应。我们从柏林回来后，街上报道很多，她就会把报道带出去给她的朋友看。原本她都是自己在外头编各种各样的“剧本”的—“两个小孩都是我领养的”之类的，公映之后也问我拿票，说要带朋友去看。那就表示她不再回避自己真实的人生了，这个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。如果我们都没有办法去面对自己真实的状态，那真的非常辛苦。
南都：一路以来片子获得那么多赞赏，对你和你的家人产生了什么影响？
黄慧侦：首先我妈会开心，因为她对于我做电影这件事情，就跟我之前做社会运动一样，她无法理解这个工作如何赚钱的，被赞赏了就比较像工作了。对于我自己，这会影响我是不是要持续地、用我现在的方式做电影。如果你讲了一个你真的很想讲的故事，吸引对的观众来看了这部电影，那也就够了。我很希望接下来做的每件事情都可以，不是为了在乎“这个社会如何评价我而做”。
B
创作“做电影是一件太幸运太奢侈的事情”
南都：在拍摄中，如何保持“创作者的自觉”？
黄慧侦：拍摄之前，这个“自觉”很明显，因为我要写企划案嘛。可是到了拍摄现场，我身兼几个身份，界限就会变得很模糊。但我觉得，这对于这个片子，反而不是什么坏事，如果我不是那么用力地在生活、体验生命中发生事情，如果只是保持创作者的自觉，我觉得我就会不在那个状态里。我觉得就是要搅和在一起。我就是得要深刻体验生活的一团混乱，从中再理出个头绪来。最后回到剪辑台，创作者自觉又会更多些，这回过头来帮助我，用比较有距离的方式观看。我在跟剪辑师对话的时候，我都会说“她跟她”，而不是“我跟我妈”哈哈。
南都：拍摄妈妈亲人的段落也非常精彩，他们在镜头前表现出自然的拘谨感，非常有趣。你怎么和他们沟通的？
黄慧侦：他们的反应都是，不相信我会拍一部电影，电影对他们来说很遥远。一方面，我常常说我妈跟她兄弟姐妹之间的相处是很有哲思的，都是“相忘于江湖”。只要相聚就是发生了不好的事情，平常没事就是好事。所以我拍片子，他们好像也找到了一个相聚的理由。另一方面他们不熟悉电影的制作过程，他们站一排挺着胸，其实那已经是最后一场了，但他们都还认为摄影机应该是在照相的，所以才摆出那种要拍照的姿势，然后还会说：好了吗？！他们有自然和不自然部分，这是花钱找演员都演不出来的。
我选择纪录片，是希望它能和台湾社会对话，所以它不应该是剧情片。观众就知道里头的人都是真的。
其实这两天台湾在修改同性婚姻的法律，拍片过程中法案也在持续推进。也因为这部片，有些会议、公听会邀请我。但其实，拒绝我的会议更多。我以为台湾社会在这个议题已经进步不少，但当我被拒绝后，才知道原来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进步。所以后来我就更确定《日常对话》需要是一部纪录片，只有这样它才会产生风大的力道，跟这个社会对话的机会才会更大。
南都：亲戚对你妈妈是“铁T”的反应，很好玩。这里面有LG BT的东西，也有家庭沟通的问题。
黄慧侦：那段，不同文化环境的人看了，都会笑，大家都知道他们很囧地在回避。
那一段拍摄其实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因为，我在去问他们之前，以为他们都会说“我知道啊，因为你妈从小就跟男生一样啊”，而且我妈妈都会带她的女朋友回去看外公。但他们的答案几乎一模一样，反应都很像，都要离开摄像机。那时我很惊讶—你们怎么睁眼说瞎话？而且我在访问他们的时候，我妈妈就跟女朋友在一起……但很快，我又可以理解了，我青少年时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怎么面对妈妈，对他们来说更是。所以他们就最方便的方法，当然就是说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他们也在试探我，因为我们从来都不提，这些其实也反映了社会状态。类似的回避，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。
南都：接下来还是继续做纪录片吗？
黄慧侦：我自己的片子会是纪录片，但中间也不排除会跟其他团队合作剧情片，我不一定要当导演。对我来说，做电影是一件太幸运太奢侈的事情。
2017电影之夜，由1978电影小镇和浙江卫视联合主办，首席合作伙伴淘票票，特别支持单位：微博、新浪娱乐；指定用酒：广州塔酒。
采写：南都记者刘平安 实习生罗曼瑶
摄影：南都记者钟锐钧 黎湛均 梁炜培 特约记者陈君成
作者：刘平安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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